何为法治
此处不探讨法治的学术定义及其争论，而是感性的谈一些有关法治的常识。法治作为一个带有一种导向性、理想性的文化概念，其意义就是让依法而治（rule of law）成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。提到“文化”，可以界定为：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，就是“人化”和“化人”的生活方式。文化最大的特点不是指做什么事，而是指怎么做事；不是指人活着，而是指人怎么活着。其实自古以来人类所做的事都差不多，都是饮食男女衣住行生老病死那些事，而造成不同文化的，是各种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把法治变成一种文化，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理想，就是要让法治成为我民族未来的普遍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活样式。
法治的生活样式，也就是理性化、规则化、民主化的生活样式。法治和民主之间是一种内外关系，须臾不可分离。党与政府并不避讳、回避民主，在民主这个问题上，中国的问题是怎样建设现代的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。无论如何，如果不和法治结合起来、不落实为法治的话，是没有答案的。真正理解民主、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于生活细节之中，人民当家作主也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事情让每个人来投票，而是以共同认可的理念、原则、规则、规范的程序体系来体现实现。所以，从民主必须也必然走向法治。民主与法治相结合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“政治文明”的内核。
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两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是一种以规范为前提的组织构架、行为选择、物质陈设，而且还是一套系统的观念和日常生活方式，因此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。人尽所知，法律是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关系的规范表达，人类文明的往前推进，就在于把分散的主体的行为构筑在有组织的规范生活中。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、社会建设如不从制度—法律建设入手，而沉溺于形形色色的教化尤其是虚无的道德教化，其结果所突出的，也只能是教化者自身的选择，而未必是社会的选择，或者未必是被教化者的选择。即便教化在社会管理、政权建设中有重要意义，那也只能是依法展开的教化，在这此意义上，所谓文化兴国的使命，最终必须落实到制度兴国，或者借助制度—法律文化兴国的思路上来。
“实行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，此口号自提出已逾十年。法治在大陆土壤上能够生长成什么样子，十几年的实践给予了法治建设哪些检验或提示，亟需认真思考。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误导说法，法治是来自西方的，因此实行法治就是追随、模仿西方，就是西化。这种说法容易造成某种误解和心理障碍，仿佛实行法治非我民族发展所需要、所应该和所能够，而只是为了要学习、模仿和赶追别人。如此解读法治，当然容易造成意识形态困惑和民族心理反弹。其实中国要实行法治，更是出于自己的社会发展之必需，别人怎么样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借鉴。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法治，归根结底是自己需要，是为了自己。这就是中华民族法治主体意识的第一要义。有了这样的主体定位，法治建设就不必计较我们的法治到底像不像西方，不怕像西方也不怕不像西方，解放思想，撇开门户，从实际出发，只以是否有利于我民族为标准。
何为法治，就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，我们的基本文化样式。
为何法治
谁也无法在社会运动中掩耳盗铃，因为“你可以不关心政治，但是政治关心你”。九年前的孙志刚事件给了全国青年持久的强烈的内心触动：一个人的幸福，仅靠自己的奋斗是不够的，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、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推进，个人的可得幸福是非常可疑的。既然人在社会中生活无法逃避政治，那就期待一个怎样的政治文明？答案是基于民主、法治的政治文明。
法治是一种有尊严、幸福感的生活方式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弱势心态弥漫了全社会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？李德顺先生说，弱势心理的蔓延呼唤法治，因为这个“弱势心态”实际上就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心态，尤其是失去了道德和政治安全感的心态，这种弱势心态的消除，只能依靠法治。究竟人在一种什么状态下才不会是一种弱势心理？恐怕不是靠权、钱、名的扩张，还是回到老百姓相信的一个理儿上来，所谓“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”，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”，这就是一种非弱势心态。人凭什么活的硬气？不凭有钱有权有名，真正的硬气在于自己有理，行的端做的正。什么叫“行的端做的正”呢？由谁来确认和保障呢？恐怕只能依靠法治。只有建立了法治，好人才有可能凭有理而强势。那么这个理是什么呢？合“理”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首先是指合“法”，其次是相信这个“法”能够获得实现，这就是法治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呼唤法治、期待法治已经成为全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的一种自觉的“集体选择”，只是现实的操作和实践运行方面还很不到位。所以，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现代化，我们的命运，我们的稳定，都取决于以民主为实质、为基础的法治的实现。这是当代中国最强大的无声的、有声的民意。
近来社会矛盾冲突越来越多且有部分激化之势，去年轰动海内外的“小悦悦”事件，有人说“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”。其实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更缺法，“缺法的突出后果，表现在两大危机上：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和老百姓的安全感危机，如何解决公信力危机和安全感危机？还要呼唤法治。政府的公信力何来？来自于忠诚于法律，而且公开透明、一以贯之，这样政府行为的公信力才会增强。大家都希望社会诚信。有法可依，才能有诚信。至于安全感，更要靠法治后盾。在现实条件下，挣多少钱或当多大官，都不能保证有安全感。而老百姓无权无势又没有钱，凭什么才能活得踏实、硬气？就是凭着有理。什么叫有理?就是守法、遵法。“有了法治这个后盾，我相信对一个很穷的人、地位很低的人也不会觉得很弱势，也能活得理直气壮”。法治精神抑或信仰，其实就是一种规则意识，就是在具体事情上对人的权利和责任加以具体规定和分析，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，同时也规定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。在权责问题上不依法作具体分析，而是感情用事，动辄套用道德帽子挥舞道德大棒，就是在用一种德治主义否定和取代法治。德治与法治纠缠这么多年，实则是人为的理念混乱造成的。比如，不断有人提出要“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”，这提法表明既不懂道德也不懂法治。恰如胡适先生所说：一个肮脏的国家，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！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，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！一个干净的国家，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，人人都争当高尚，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！人人都大公无私，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遍布的肮脏国家。当然，此处的“缺法”的含义不是指缺法律法条，而是说缺法治意识、法治精神。
崔永元在微博里说，到了21世纪，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，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有尊严，每一个人都体面，国家一定很体面。诚者斯言。一个法治国家，就是让每一个人有尊严的生活着，每一个人有尊严的活着，只能发生在法治国家。大凡是有理想的国家，必先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，使公民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“以自由人为本”的联合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看到一个开放的开明的文明的法治的社会生成，才能实现“有什么样的人民，就有什么样的政府”（亚伯拉罕•林肯语）的图景。
为何法治，为尊严、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全部，为自己、为子子孙孙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。
如何法治
怎么把呼吁、追求法治的强大民意需求变成我们一种自觉的思想理念，变成我们的行动逻辑与结果，变成我们现实的生活方式？这个问题明朗地提到整个民族、国家与社会面前了。
法治与人治相对，法治不应仅理解为司法系统的事，而是整个国家政治的实质与核心。以这样的政治内容为核心，变成我们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实践，变成举国上下在生活中普遍遵循的规则，普遍实现的一种生活方式。这样，法治的建设，也即把法摆在什么位置的问题，超越了法学界的话语权限，上升为全民族的文化样式、上升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形态，让每个人都认识到法治与自己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，让法治成为保障人民幸福的一种基本条件和途径。 “相信法律，依靠法律，执行法律，建设和完善法律”这样一种精神导向和信念，从官方到民间，当然首先是官方，毫不怀疑毫不动摇。
由此，不应狭隘地理解目前社会对法治、对法律人才的需求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法治文化传统、又亟需法治建设的民族、国家与社会而言，对法律人才的需求，是在各个职业系统之内，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与角落，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，所以对法律人才的需求，是超越部门、系统与人群的，是全社会的事情，是每一个人的事情。众合教育的同仁应该在此意义上理解自己的行为价值。法律教育培训，借助于三尺讲台上的一言一语，传播法律知识，传承法律理念，传递法律信，仰润物无声，影响一个又一个人，影响一群又一群人，影响一个地域又一个地域的人，而不仅仅是帮助人们通过了一个法律考试。
“每多传递法律理想给一个人，中国的法治就会多一份希望的种子”，这不是简单的励志的话语，是实实在在的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关键是坚持不懈，影响更多的具体的人，这就是众合教育的事业价值之所在、使命之所在。斯蒂芬•茨威格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写道：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，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，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。对于选择了这份事业的众合的各位同仁来说，应该说是幸运的。
回首众合三年，不妨对比新东方教育之于中国开放的贡献。我以为，新东方之于国家的贡献在于助力了开放事业。正所谓“一个国家的开放，正如一个人的呼吸与饮食，人必须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获得力量”。一个国家开放事业的首要，是更多的人走出去，新东方以20年累积之功，“学员境外常相见”，这就是新东方的最大贡献所在。现在谈众合的贡献还为时过早，坚持耕耘下去，相信20年、30年后再回首，我们会发现全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皆是众合教育的学子、读者与听众，此影响所及，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，其意义就会为人们所理解。
如何法治，众合教育及每位同仁，就是要从启蒙的法律教育实践的一点一滴做起。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而非灌输，因为“启蒙的真正实现，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地、平等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”，这在我们的课堂上是非常容易获得实现的事业。
一个人的法治
学习法律、提升法律素养、考取法律职业证书，将来到底干什么？很多学生问过我这个问题。我说，你可以干你喜欢的任何事，你可以选择法律职业，也可以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提升了法律素养的不同就是，无论干还是不干法律职业，只要在以后的工作、生活中触及与法治、民主相关的事，你将来要比别人自觉性强一些，干的层次高一些，更富有人文情怀一些，你是要推动、维护法治的，不是拿着法学知识维护人治的，不是为了一点私利就放弃、出让、甚至背弃法治精神与法律信仰的。至于具体做什么，这可以在任何领域中都可以体现它，检验它。
当然，虽然法治是全社会、全民族的事，但毫无疑问法律职业共同体担负着更多的责任，担当着更多的道义，所以一切都要从法律人的努力开始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人群很大，人数很多，所以要从每一个法律人的努力开始；一万年太久，所以一切都要从现在的努力开始。每年有不少学生找我在书上签名，还希望在扉页上写上一句鼓励之语，多年来我经久不变的写：做一名卓越的法律人！是的，如果每一个法律人都能践行法治精神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形成有利于法治的文化氛围的一个个小圈子，一个个小圈子如涟漪般的扩散出去，就会影响更多的人们，乃至法治的社会文化也可以慢慢养成。数十年前钱穆先生说：“一切问题，由文化问题产生，一切问题，由文化问题解决”。法律文化也有这样的功能，因为它是面对价值选择的规范结果。我们每一个人每多一次对自由的肯定，就是对奴役的否定；我们每一个人每多一次对人权的保障，就是对极权的否定；我们每一个人每多一次对平等的弘扬，就是对特权的抑制；我们每一个人每多一次对民主的确认，就是对专制的否认；我们每一个人每多一次对法治的褒扬，就是对人治的贬抑。
所以，关键要树立信心，尤其树立对于自己行为对别人对社会影响力的信心。如李泽厚先生所说，“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尽力而为，如果这样，还是很有希望的”。引用同龄人学者熊培云的一句话：改变不了大环境，那就改变小环境。小环境改变了，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。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“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，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”。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有很多的法治建设成果，值得大家守卫与继续拓展。这首先要求我们有时代意识，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行进，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，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。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听到对于体制与社会的抱怨，这很正常，这正是转型社会的特征啊。在逐步改良（改革）的大时代，会带来人们很多的困惑，甚至诡异感，“诡异就在于时代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”。搞法治不是搞个人道德改造，社会远比个人复杂，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在盘根错节。考虑到中国的不平衡发展、社会群体阶层利益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，应该肯定目前的改良大体上尚好，虽然不时的还会出现某些领域的倒退，尚好的标志就是大体上还是朝着一个可期待的好的方向走。改良中有痛苦，改良的每一步可能都不完美，但我们期待它每天都有所进步，最重要的是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而尽量不往回头走，且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。任何个体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值得肯定不容抹杀的。“你多一份悲观，环境就多一份悲观”，“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，中国就进步一步”。这话是熊培云说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心怀对法治的希望是每一个公民的一份责任，更是法律人的道义与责任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所谓伟大，就是因为我们心存希望。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内心，是否在积极的做事情。事实上，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配得上称为伟大的时代，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、法律学人因此也是幸运的，当然，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。坚信“你每坚守一环法治，中国的法治就前进一步”。也许中国法治的希望就蕴含在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中，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法制的转型，从中完成法治的救赎。
之所以说心怀希望，还因为八十年代启动开放改革以来，个体在乎、争取与取得自由、民主和法治的努力一直在润物无声、潜移默化地发生，这种万千人的诉求与努力是潜在的又是执着的，是无形的又是不可阻遏的。事情正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。
相信我们的国家的现在，已经比我们想象的还法治
相信我们的社会的未来，可以比我们期待的更法治。
李建伟
2012年1月23日，北京